前苏联工人对合理化和革新的贡献总是被工程技术的专业化所掩盖，但是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对技术拯救力量的信奉，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然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尽管中国是从模仿前苏联的体系开始的，但中国很快就对这种体系产生了不满。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工人在党的领导下，脱离了技术的监督，可以转化他们的企业。由于中国在蓝领和白领之间有一种平衡力量，因此中国的“综合团队”不同于前苏联的，这种不同的标志就是要求所有的成员都要参加体力劳动。就像瑞萨拉尔·李①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评论的：“在共产主义中国，政治的功能’很大程度上是分配产生技术和文化变化的机会。这种再分配是以专业精英为代价来进行的，其结果就是变化一生产的行为和参与劳动的紧密结合”(Lee,1973:323)。
尽管这些例子决不是标准的模式，但是它们表明了共产主义国家中对大规模技术创造的兴趣，并且尽管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中，仍然指出有组织的试验的可能性。在这些试验和在些大型的、高技术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促进革新的尝试之间有有趣的类似之处。这些资本主义企业负担不起官僚政治的
技术批判理论
技术政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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