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图消极地从先天的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毕竟，俄国革命面对了来自技术和文化精英的大规模的抵抗。有一些知识分子和技术专业人员从个人的角度支持革命，但这种对资产阶级的背叛对于敌对势力的其他顽固的部分来说只是一些小的破坏。从新左派中激进的专业化的历史经验来判断，技术发达的社会中的条件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很多致力于剥削和战争的社会中的中产阶层的成员都在讨论他们的社会角色。这些运动大大超越了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博爱姿态。
实际上，官僚机构、同行业、公司行政部门中同情工人的成员与工人之间的强烈的“友善”是目前发达社会中发生的最强有力的革命运动的特点。在1968年法国“五月事件”期间，那些同情工人的成员提出了非常详细的计划来改革管理和政府机构(Feenberg，1999：第2章；Feenberg和Freedman,2001)。因此，用联盟来重新组织集体劳动者的想法就不仅仅是无用的思辨，而是与一种重要的历史经验相共鸣。
为了超越这种轶闻趣事一样的证据，我们要采用中产阶层的理论。(19]一些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通常假设阶级具有独立于他们的政治关系的明确界定的利益。[20]从“五月事件”和其他类似的经验来判断，这种假设不适用于中产阶层：在革命的形势中，他们步人了一种内部危机，失去了对他们的技术专家治国论身份的信心。对于这种不稳定性，有一个被传统的阶级理论所掩盖的明显的原因：中产阶层是由他们在组织中的位置来定义的，而不是由一种经济功能来定义的。他们社会身份的脆弱性是由于支持他们社会身份的各种组织的工具特点。在现代世界，那些将它们的存在归功于由法律或经济标准所决定的合性的东西可以转瞬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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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超越发展的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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