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成员通常在获得适当的教育证书后，就被雇佣来从事建立在特殊的技术代码基础上的行为。中产阶层不同于现代社会中起源于一种“有机的”经济过程的其他阶级，他们是通过选拔的过程来获得他们的阶级身份，而这来源于与一定知识体系的专业关系。这就是“专业化”意识形态的起源，中产阶层由此就是他们的活动所代表的“委托人”利益的“代理人”，而中产阶层也是为这些不能亲自执行的“委托人”服务的。
中产阶层在已经建立的霸权所施加的限制内为共同体的需求服务。就像作为他们行为基础的技术代码一样，他们的行为也展示了一种在第三章中讨论过的权力/知识的两面性。在社会斗争还不稳固，或者还没有在意识形态上表达出来的地方，一种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自我理解就会从对这种张力的局限性的错误理解中产生。但是，就像在“五月事件”中一样，当“委托人”起来斗争时，官僚机构的合法性就在全体范围内受到了挑战。它的选举、它关于服务的概念和它所宣布代表的公共利益都被动摇，它的自我形象也被打碎。它的工作都是从上层来组织和形成的，在来自下层的抵抗的光照下，这种工作的压制性的一面就变得一览无余。分裂和冲突使它瘫痪，妨碍了它的机能。
当人民“亲自”出现时，他们就成了一种替代的合法性的来源，这种合法性不同于迄今资本主义或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精英们以人民的名义所授权的合法性。官僚政治不再是一种以自身的头衔，通过牺牲人民而将自身的操作自主性最大化的利益，而是成了代表大众利益的斗争舞台。“人民”是一种资源和一种联盟，由此至少中产阶层的主要一部分可以被重新构成在为了不同社会目标的不同霸权之下，他们的“选拔”能被再次确认。这种重新建构的最高点将是新的实践和技术代码的精构成，这些新的实践和技术代码代表了更大范围的利益，它们的目标是降低专业领导阶层的操作自主性。本书的最后一章研究了这种社会主义的新概念的哲学含意。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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