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164-171)。这种新文化为一度是意识形态和道德思辨的主张提供了“事实上”的自明性。文明的变化可以通过转化经济和技术代码来超越明显的两难困境。技术的革新性的重新设计不是在参与和效率、环境主义和生产力这些目标之间寻求代价昂贵的交换，而是必须把这些目标协调起来。在经济和技术行为的领域中，历史上有大量变化的例子，这些变化与上述目标一样重要，而且也同样难以在事前预料；没有考虑到这些变化，就会将当前的社会状态具体化为历史的虚假的终结。
人道主义和历史
技术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框架。这个框架不是一个人们可以追求他们的美好生活概念的中性的背景，而是自始至终影响着这种生活概念(Borgman，1984)。技术规划构成了一个类似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即一种实践得以产生和知觉得以整合的框架。从不同的技术规划中产生的不同世界强调了人的某些方面，同时忽视了另外一些方面。因此，人意味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工具的形态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能通过各种公共程序和私人选择来计划和控制技术的发展，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性有一些控制权。
一个美好社会的目标应当是使人类充分实现他们的潜能。因此，质问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体现在占主导的技术规划中的对人类生活的理解是什么。我在这里认为，当前的技术规划限制了人类的发展。
面对这种类型的论证，怀疑论者无疑想知道选择人类发展的某些形式而不是另外一些的理由。一种活动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才能认为它可以增进人类的完善呢？在什么基础上我们能认定人类的某些方面是“能力”、同时又把另外一些当作是各种失败和限制的结果——总之是作为“无能”——而加以舍弃呢？
这些确实是合理的问题，但却都没有绝对的答案。在没有绝对答案的情况下，我们能希望的最佳状态就是去参与依然未完成的历史，从反思这一历史的道路和方向中去得出进步的标准。人文主义传统中的一些成就对未来有范式导向的作用。民主革命揭示了下层阶级有为自己承担政治责任的能力，而美国内战和各种其他的政治斗争开创了人类反对所有等级、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普遍性。普及教育表明了人民大众有获得教养和一定的思想独立的潜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同样重要的变化也已经形成了我们的人类完善的概念。由于建立在自由选择配偶和抚养子女基础上的现代家庭的出现，个性已经变成一种重要的价值，在与浪漫主义相关联的各种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创造性得以被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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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各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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