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任务被第二个问题搞复杂了。因为自然科学和技术共有一种基本上类似的合理性的形式，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倾向于辨别它们。对所谓的“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批判揭示了对研究者来说似乎是无辜的活动和骇人听闻的军事应用之间的秘密的同谋关系。科学无疑从各方面受到社会的影响，因此科学和技术一样，都不能再宣称是社会中性的。但是尽管科学和技术越来越相互关联，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制度(Goldman，1990)。这种不同表现在两种貌似合理的改革纲领中：为了技术而进行的政治改革和为了科学而从科学内部进行的改革。然而，如果技术科学是一个单一的现象，那么在什么基础上能做出这种战略上的区分？事实上，批判理论家们倾向于在一种技术科学的乌托邦政治(马尔库塞)和在适当的领域中接受技术科学的中立性(哈贝马斯)之间不自在地摇曳不定。这两种立场都错了，但是除非我们能从概念上区分科学和技术，否则我们将不能够为批判和合理性的现代形式的转化提供一个可信的事例。确实，我们很容易落下非理性主义的口实。
本章的其余部分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我首先重新建构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中的一些核心论点，并讨论了当代女权主义的一些相似论点。在本章的第二部分中，我以新的方式发展了技术批判，这种方式避开了浪漫主义的潜台词，为未来开启了积极的前景。沿着这种方式，我试图澄清上面提到的问题，以此来表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没有拒斥理性，而是重新形成了理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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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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