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这种普遍的方法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在黑格尔那里，辩证理性克服了分析知性将对象分裂为抽象的独立部分的趋势。黑格尔没有退回到知性对象的直接被给予性，但他相信理性能够在更高水平上，通过为分裂的部分设立中介来恢复总体性。黑格尔就这样提出了从分裂向总体性的跃进，而不是退回到一种源初的统一性中。但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达不到这一目标，因为他不能解释他试图用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有计划的社会的辩证合理性。
韦伯拒斥了辩证法，没有提出替代资本主义的形式。尽管韦伯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偏见，但是他没有对形式合理性进行哲学批判：就像大部分现代社会理论一样，对韦伯来说，在理性化的过程中，特殊社会阶层的掌权最终只不过是进步的不可避免的副效应。因此，韦伯就忽视了形式合理性的局限性与资本主义的和官僚政治的问题之间的联系。[2]
卢卡奇早期的物化理论首先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联系，并勾画了一种辩证合理性的理论。卢卡奇引入了“物化”(reification)这一术语是来描述马克思的“拜物教”(fetishism)和韦伯的“合理化”。他认为市场和官僚政治的结构在本质上与形式合理性的结构有关，同时他还揭示了思想和行为模式的一致性，这些思想和行为依赖于社会、分析思维、技术和私人所有者控制之下的生产单位的自主化的分裂。因此，卢卡奇就解释了特定的社会组织与历史上合理性的具体形式之间预先设定的和谐，并且将在马克思和韦伯那里仍然分离的社会事实统一到相同的概念中马克思在经济层面上预见到的整体性复原的地方，卢卡奇在文化的层面上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论点，他不是从前现代的有机论的立场来抨击资本主义的分裂，而是根据一种有中介的总体性的辩证概念来抨击资本主义的分裂(Feenberg，1986: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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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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