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有更多的争议，我不打算在这种详细解释它。他的理论是打算表明，从无产阶级生活的特殊的贬黜和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工作出发，无产阶级如何能打破思想和行为的资本主义形式，以及如何实现一种包含在资本主义之中并受到资本主义压制的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潜能。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的立场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而是开启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最根本局限的更为广泛的观点，卢卡奇称这种更广泛的观点为“总体性”(totality)。在这种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与它的潜能相比，只是一种相对化的实现。总体性就不是像批评者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概要的观点或概念的神话，而是一种内在批判的基础。
在卢卡奇看来，形式合理性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与此相反，辩证理性则支持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形式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就如同辩证法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样。就像社会主义不会拒绝资本主义的遗产，而是将它作为一种发展的两重性的基础一样，辩证法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包含了形式合理性，而这一框架决定了形式合理性的限度和意义。这种方法超越了双重服从，表明了将社会主义建立为一种替代的文明形式的可能性，这种文明像资本主义一样是连贯的和理性的，但却具有自己的方式。
但是很可惜，卢卡奇没有从这种讨论中得出它的逻辑上的结论。他是从质疑合理化过程中思维的自然科学形式的社会普遍化开始的，这一思路一直影响了哈贝马斯。从表面上判断，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所有早期的文化都建立在实质的世界观而不是形式理性原则的基础上，这些文化一旦存在就被局限于非常狭隘的社会功能中。尽管卢卡奇渲染了现代文化的不可思议性，但他在解释科学—技术类型的形式合理性的奇特作用时并没有超过韦伯，而在通过解释辩证合理性在建立社会主义文明中是如何超越自己时，他也没有更多的推进。这些局限首先仅仅是作为理论出现的，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然科学和技术明确限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框架，这些局限就对社会分析产生了重要后果。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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