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这种历史的产物。我们的命运与用来自由地自我表现的能力的循序渐进的展开密不可分。这种自由的自我表现的能力是人类的发明。因为我们属于这些成就所塑造的传统，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看到为了更充分的自由、平等、道德责任、个性和创造性而进行的类似斗争，我们都把它们当作是对人的能力的更充分和更广泛的实现做出了贡献。
如何使迄今还没有被注意到或者受到压制的人类潜能的实现的新需要得以显现呢？我根据“参与者的利益”(participant in-terests)这个概念来动态地阐明这个问题(Feenberg，1999:140ff)。人一旦卷入到技术网络中，就具有了一些特殊的利益，这些利益是与这种参与所伴随的或好或坏的潜能相对应的。现存的技术规划常常服务于这些利益，但并非一贯如此，也是可以避免的。在这些条件下，个人开始意识到由于他们与技术的牵连而被忽略、压制或受到威胁的他们的生存的一些方面。当他们能够清楚地表达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就有机会根据人类需要和能力的更广泛的范围来重新构造技术体系。这就意味着：要在迄今受到压制或未被注意的范围内来认识人的内在价值。
我们要注意到参与者利益这一概念的辩证特点。那些提出术的失败和它们暗示的可能性。斗争的情境是成功地代表了我们人性的某些方面、同时却压制了另外一些方面的技术发展的现有水平。潜能要根据自然和世界的限度来确认，而不是在任意观点的基础上来确认。我们是在面对我们时代的特殊限度中，而不是在纯粹乌托邦的思辨中意识到我们的潜能。换句话说，当我们的乌托邦是根植于当前历史的机遇中时，它们才是“具体的”。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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