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维对后继科学规划的怀疑是合理的，似乎也没有人愿意为她所提出的警告而付出很高的政治代价。但是，对于在每一个领域中从政治上促动的改革也可以提出类似的怀疑。例如，有人也许认为，不能从工程技术专业之外来预言技术的变化，也不能从法律专业之外来预言法律的变化等诸如此类的说法。这就会导致取消为了社会技术的转化而设立的政治标准，而这些政治标准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和分析才艰难获得的。
还有另一种看待困难的方式。现代科学的整体批判也许被误导了。异化的客观主义除了出现在自然科学中以外，在我们的经验中还有一个明显的发生地(venue)，而很少有人直接接触到它。当然，批判的活生生的来源是我们参与到以技术为中介的社会制度中去。这些制度所支持的操作自主性建立了一种认识论的立场，这种立场与科学的独立分析立场相一致，但它既没有科学的目的，也没有制度的情境。这就好像科学合理性的推论的框架已经免除了质疑的限制，成了一种文化原则和社会组织的基础。事实上，这一点最早是由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所指出的：“重要的是清楚地认识到，所有人类关系(被视为社会活动的对象)逐渐呈现为自然科学的概念体系的抽象元素和自然规律的抽象实体的客观形式。并且这种活动’的主体也逐渐呈现出这些人为的抽象过程的纯粹观察者的态度，这是一种实验者的态度”(Lukács,1971:131)。[4]
技术整体论(technological holism)不同于后继科学的规划，的一样，普通人是技术过程的内在参与者。他们可以通过扩大他们在加入到技术网络中时已经享有的机动边缘来转化技术。将这种转化的逻辑外推到科学领域中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问题不是科学比技术更纯洁，而是社会矛盾是以不同的方式贯穿科学的。因为科学没有形成普通人的生活世界，而只是通过技术来影响他们，所以科学还是一种专门的活动。因此，与技术批判有关的变化的整体标准不适用于科学，或者至少不是以相同的方式适用于科学的。[5]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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