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综合概念的基础上，我认为技术是辩证的。技术的完整定义必须包括次级工具化，次级工具化与对象在初级工具化中被否认的方面共同发挥作用。这种对技术的辩证的解释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完全消极的评价。另一方面，它又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对启蒙运动的积极成分的研究，这种积极的成分补偿了现代性的灾难。这种成分在阿多诺的“自然的警觉性”概念或马尔库塞的“潜能”观念中都出现过。工具化理论在技术领域中确认了资源，并由此可以在一种赎回的现代性中得以实现。
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的相互补充是技术领域的一个正常方面。次级工具化位于技术行为和其他行为体系的交义处，只要技术是一种社会事业，它就与这些其他的行为体系密不可分。因此，技术的辩证法就不是一个神秘的“理性的新概念”，而是技术领域的一个一般的方面，如果所有研究机器的人对这一点还不是都熟悉的话，那么所有使用机器的人都熟悉这一点。
但是资本主义与技术的这些方面却有一种独特的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的霸权是建立在形式偏见的基础上，所以它就努力将技术降低到去除情境、计算和控制的初级层次上。“技术”的定义尽可能狭窄到初级工具化上，而技术的其他方面则被认为是非技术的。技术中被压制的方面是技术的综合潜能，它们补偿了初级工具化中的一些消极的影响。
技术辩证法在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领域中被阻碍了：对劳动力的技术控制。无论在什么地方，一旦综合的技术变化威胁到了这种控制，次级工具化就会遇到特殊的障碍。这障碍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同时还融合到技术代码中，而正是这种技术代码决定了在形式上带有偏见的设计。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一样，担心企业将变得依赖于工人的想法总是阻止技能和智力与生产的综合。包含了受到压制的潜能的更大的工作情境是在批判现存设计的形式偏见中被发现的。技术批判理论揭示了释放技术的综合潜能的障碍，因此它就成了政治话语和技术话语之间的联系。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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