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事实上人类不是神，而是有限的存在者。因此，人类就是他们所作用的每一个体系的一部分。人的战略的操纵似乎就需要行为者一方的独立性和所作用的人类对象一方的被动性。但事实上这种极端是掩盖相互作用的一种幻想。一个人在不接近别人和不能多少容易受到别人伤害的情况下，是不能影响别人。最接近于真正处于行为者所属的社会体系“之上”的方式，就是为了这一体系本身而在体系中再生出行为者的操作自主性。这就是资本主义领导权的本质。资本家的操作自主性提供了将工人置于从属位置的机会，正是因为工人处在这种位置上，他们才需要资本家提供的那种领导权。资本主义的企业就存在干这种循环的因果关系的回路中，企业由此在对内部张力的反应中再生出自身和与外部世界接触。[11〕
集体劳动者一旦以这种方式确立，就只能通过外在的协调来组织，这就渐渐地显得好像成了协作生产的众多的技术条件之一。这一条件变得很正常，而它对控制的实施是从上层进行的，这样一来，管理的功能起先是从所有人那里转移到被雇佣的执行者那里，并最终在国家社会主义中转移到公务员那里，而在这期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过程。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主体相对于它的对象而实现的自主化在技术活动成为一种行业或一种职业中被克服。在这里，我所说的作用之间的“牛顿定律的”特点—主体和对象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更高层次的技术情境中重新得到了恢复。在职业中，主体不再与对象相分离，而是被自身与对象的技术关系所转化。这种关系超出了被动的沉思或外在的操纵，将工人作为肉身的主体和共同体的成员而包括在其中。正是传统技术实践的这一特性在去除技能的过程中被消除了，它必须在现代情境中再次恢复，以便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的技术。第五章中讨论的在线教育的例子阐明了这种对比。一种以设计过程为中心的职业将通过在在线环境中支持技能的应用来保护全体成员的技能。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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