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法通过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而获得了新生。哈利·布雷沃曼①(1974)和追随他的一代理论家们指出，经济利益决定了技术设计的主要特征。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从上层引进控制，将劳动纪律施加给跟企业没有利害关系的劳动力。技术逐渐地被重新设计，以响应这种用更顺从的、没有技能的工人代替有技能的工人的新的控制形式。[10]
塞缪尔·布勒斯和赫伯特·耿特斯②追溯了这些经济和技术变化对教育体系的影响。为了给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提供它所需要的工人类型，教育体系被重新组织。“不同等级的教育把工人安置在职业结构的不同等级中，与此相对应，教育趋向于成为一种与劳动的等级分工相适应的内在组织”(Bowles 和 Gintis，1976:132)。因此，由布雷沃曼指出的问题就不仅局限在工作场所中，而且塑造了总体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这种论述完全改变了将无技能和无知的盛行归因于技术的普遍发展或智力的自然差异的通常解释，指出这些状况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这个结论表明了现代技术的社会偶然性(contingency)。现代技术具有未被发现的民主潜能，这些潜能也许能通过一种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来实现。(11
技术批判理论的规划尽管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但它仍然会被一些从政治经济学中寻找社会批判的严肃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责为是一种怀疑论。但是只强调政治经济学，会倾向于过高估计资本主义战略的合理性和连贯性，同时又低估除了阶级斗争之外的所有领域中的抵抗、革新和改革的重要性。不幸的是，甚至是阶级斗争也没有搞出什么新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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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利·布雷沃曼(Harry Braverman)美国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劳动和垄断资本》等。
第一章导论:各种理论
② 塞缪尔·布勒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耿特斯(Herbert Gintis)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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