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文明的众多基本问题超越了经济政体之间的区别。女权主义者和种族理论家们声称平等一直以来就是个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废除歧视不会废除经济的不平等，而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没有触及歧视也同样是事实。无论工业社会的经济体系是什么，环境保护主义似乎对所有的工业社会都提出了挑战。
近年来，卷入到环境政治以及种族和性别政治的活跃分子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质疑经济计划和工人控制的意义(Boggs，1986)。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最明显的是米歇尔·福柯①的理论。福柯通过对理性化过程的历史研究，在大量社会技术(technique)中揭示了现代权力结构的根源。他强调权力分散在监狱、医院、学校等大量的机构中。
但是，无论这些挑战具有什么优势，“后马克思主义”所看重的新的斗争领域也被技术中介所渗透。这些技术中介支持权力的差分，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工业背景的特点。通过用来自下层的控制代替来自上层的控制，变化依然有希望。特别是福柯的著作提倡通过技术战略来用新的抵抗形式反对权力的实施。因此，尽管一些争议认为福柯与“马克思的概念、或至少现在被认为是马克思的一些概念”是相对立的，但福柯的方法为技术批判理论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资源(Foucault,1980:88)。
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反对表明了存在一种比通常我们所说的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更有意思的批判形式。事实上，马克思还有另一方面，他也许可以被看作是第一个抵抗现代技术的严肃学者。马克思认识到，以技术为中介的工作在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新的社会等级制度。同时，马克思认为技术产生了一个能够将经济民主化的新的下层阶级。一个多世纪以后，我们看到技术中介远远超出了生产领域而进入了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这包括医疗、教育、子女抚养、法律、体育、音乐、媒体等等。随着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不稳定性已经明显降低，技术延伸到什么地方，中央集权的、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就随之产生。
技术批判理论
①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法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词与物》、《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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