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伯格奉马克思为“技术批判理论”的宗师。他认为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包含了两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只有一种批判，芬伯格称这两种批判为“所有权理论”和“劳动过程理论”。前者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社会学基础上。芬伯格更重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他从中引申出了马克思对技术的三种批判。芬伯格称第一种批判为“产品批判”，这种批判区分了技术的“使用”和技术“本身”，认为技术造成的问题是由技术的不良应用造成的，而技术本身是无辜的。这种观点很类似技术的工具论，但芬伯格认为这种区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根本没有所谓的技术“本身”，技术只存在于某种应用的情境中。第二种批判是“过程批判”，这种批判不是将技术看作无辜的，而是认为由技术构成的生产过程不仅服从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而目也形成了工人的劳动环境，因此技术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只有通过更加人道和合理的规划才能解决问题。但芬伯格指出，这两种批判并不能代表马克思对技术的所有批判，因为马克思曾将阶级偏见归因于技术本身，认为资本主义的利益不仅控制着目标的选择和应用的方法，而且还控制着技术的设计。芬伯格称这种批判为技术的“设计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设计批判才是马克思首要的技术批判理论。
因为马克思似乎相信所有这些理论，并没有在这些批判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因此后来的各种理论都能从马克思那里找到思想资源，构造自己的马克思“形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指责马克思是信奉实体论的技术决定论者。但是芬伯格认为虽然马克思的设计批判赞同机器和产品体现了价值这一技术实体论的观点，但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实体论将价值等同于技术的本质，而设计批判则将价值与社会霸权联系起来。马克思的设计批判中已经暗含了技术合理性聚合了社会功能与技术功能的观点，而这一点是由马尔库塞深入阐发出来的。在《单向度的人》等著作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合理性的意识形态功能。马尔库塞虽然有许多天才的发现，但是他的理论过于泛化，而且含有内在的矛盾。他一方面认为技术已经成了异化的工具，另一方面又认为科学和技术是解放的工具，因此他的理论就很难避免哈贝马斯的攻击。芬伯格认为福柯在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补偿。福柯的“权力与知识”理论通过研究从17世纪开始出现的各种科学的起源，指出知识和技术不是价值中立的工具，知识的新形式和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在起源上是相互联系的。这种权力不仅局限在政治经济学中，而是分散在监狱、医院、学校等更广泛的机构中。虽然技术不是福柯所关注的主题，但是用福柯的理论来分析，就可以看出技术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制度体系。
译后记：设计技术就是设计我们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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