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道主义者认为，不要把技术看成是与人和自然不同的东西，因为技术是与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共同显现的”(coemer-gent)。人类、自然和技术只有在理论上能区分开，因为三者首先是通过各种实践区分开的，而在这些实践中，三者都参与了，而不仅仅是只有它们之中的人类参与了。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因素在内的“集合”或“混合”既是后现代知识主体又是后现代知识的客体：是主体，因为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技术来认识的，而不是像建立在预先定义的人类一自然关系基础之上的旧的认识范式那样来直接认识的；是客体，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东西是一种由人类、自然和技术这三个方面互相定义的复合体(Haraway，1995)。
后人道主义者的批判令人信服地指出，社会中像我们这样社会群体必须根据技术中介来定义，因为是技术中介首先使社会群体的形成得以可能。这个观点可以被批判性地展开，以防止本质主义①和伪自然主义(pseudonaturalistic)对“反常的(de-viant)”存在和生存方式的忽视。因此，哈拉维的立场与一种拒斥了将性别假定标准化的反对本质主义的女权主义联系了起来。拉图尔的后人道主义的科学人类学应用类似的假设，批判了试图将理性超越于社会的复杂情况之上的科学主义和技术专家治国论。拉图尔的工作已经激怒了理性主义的捍卫者，这当然是他的工作的有效性的一个标志。
后人道主义的主张所要做的远远不止是这些激进的论证。它要达到更深的层次，认为不仅社会群体和技术是“共同显现”的，而且人类或社会与自然也是“共同显现”的。如今，自然和社会的界线确实是经常争论的主题，特别是在医学和“身体政治学”的其他领域中。但是最终划定界限的争论预设了自然和社会之间的一般区分。事实上，正是这一预设首先使争论成为能。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只有将社会的偶然性与自然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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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各种理论
学和哲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事物的真实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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