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种解释，马克思是发展中的(avant la lettre)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批判者。通过恢复马克思对异化的激进批判，马克思主义能融入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发生在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工人斗争的新类型的讨论中。只要是对工业制度的主导模式的抵抗，这些对工作和管理的组织、企业权力的分配以及革新过程的斗争仍然是参照点。
劳动过程的理论家们将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的本质描述为“去除技能”(diskilling)，即自主的手工艺劳动的解体。正像早期的管理理论家安德鲁·尤尔①所解释的，去除技能的目标就是将工作简化为很快能学会的机械步骤。尽管引入对技能的去除只是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但它所影响的却不仅仅是经济，同时还影响到了政治。它是在工作场所和全社会中为资本主义的霸权提供基础的过程的一部分。
只要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限制了与每一种工作相关的智识范围，资本就成了生产的“主体”。资本家在劳动分工中占据了资本的岗位(the post of capital)这一新的位置，资本似乎成了这一生产过程的真正来源和统一体。工人在文化上的无力，也就是说在他们逐渐丧失资格的基础上无力理解和掌握生产，就成了资本霸权得以建立的可靠基础。
第二章技术与过渡
① 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1778—1857)苏格兰化学工程师，著作有《制造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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