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认同产品和过程的批判。如果这种批判是正确的，那么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废除以及相伴随的相对简单的健康和安全措施就足够解决技术所引起的主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般只是限于提出这些建议，同时提倡听任机器工业的异化效应，等到遥远的共产主义的“更高阶段”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方法似乎遵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和社会这两个“环节”的区分。在这两个环节中，前者关注的是效率，后者关注的是资本主义权力和财富的再生产。马克思应用这种概念上的区分是要表明，资本主义最坏的方面(例如广泛的职业病)不是依赖于效率标准而是依赖于再生产的体系。因此，不同的体系可以在不放弃使用现代技术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Marx，1906：Ⅰ,363)。所以，通常对马克思的这种区分所做的工具主义的解释认为，技术的功能是中性的，而满足资本主义的社会要求则降低了全部的效率。资本主义将在追逐权力和财富中破坏技术的规则。这种阐述在技术“本身”(即实际的机器)和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有缺陷的应用之间保持了明显的界限。
例如，考茨基①的《阶级斗争》（TheClass Struggle)在技术进步的后果的大标题下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权威主义的管理，并对工人承诺在社会主义下劳动时间将会减少，但是却没有谈到工人工作条件的改善(Kautsky，1971:155-160)。与此类似，倍倍尔②在著名的《社会主义下的妇女》(WomanunderSocialism）中详细讨论了对浪费的、不合意的和有危害的生产的改革，但是一旦开始讨论技术革新，就向我们保证会有自动碎石机和食物的人工生产这样的进步(Bebel,1904:283-298)。考茨基和倍倍尔都没有预见到技术设计和劳动过程中的根本变化。
①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他的著作曾受到列宁和伯恩斯坦的批判。
第二章技术与过渡
② 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德国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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