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的论点通过展示一个主要选择是如何在违反常规的经济和技术逻辑的情况下实际做出的，驳斥了技术中立性的工具主义的观点。与工具主义的观点相反，诺贝尔展示了他所说的“管理的意识形态”(management ideology)的巨大作用。这种管理的意识形态使发展导向有利于提高管理权力的技术替代形式，没有顾及这种技术替代形式的社会后果，甚至也轻视了重要的经济责任。诺贝尔将这种状况解释为是一种强制实行深深根植于生产的资本主义组织的全面控制的结果(Nobel,1984:第二部分)。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澄清这种强制是如何转变为技术术语的。我将在为了这一目的而支配设计的“技术代码”中引人一个技术功能和社会功能“聚合”(condensation)的概念。诺贝尔的“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用一种不太完善的方式已经指出了这种意思。例如，他的结论似乎是说，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管理者将坚持使用录制/回放的方法。但是这并不是说通用电器的管理者们的政治观点是错误的，而是说他们对技术问题的理解存有偏见，如果社会主义的管理者们也具有这样的理解，那么他们就会做出相同的决策，而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尽管存在这种问题，但是诺贝尔的例子证实了马克思认为不同的社会情境可以决定工业发展的不同道路的观点。诺贝尔在这里认识到了一个相关的问题：从一种纯粹技术的立场来说明机械工具的自动化还显得证据不足，机械工具自动化的未来是由进步的社会标准决定的。
从诺贝尔的研究和其他劳动过程理论的学者们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思，就会发现一种与通常的决定论的描述所不同的图景。技术的进化不能再被认为是一种自主的过程，而必须根植于利益和社会力量。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的利益造成了劳动分工和一种与工人个性的全面发展不相容的技术进步的概念。与此相反，工人阶级在废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以及相关的工资体系中，有着长远的利益。通过创建一种与个人发展相适应的工业社会，工人的权力将推进这种利益。只有工人能够克服资本家所必须实施的劳动分工。[3]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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