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自由社会主义将马克思所说的巴黎公社的民主形式应用到工厂中，目的是为了恢复马克思早期区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反国家主义的观点。尽管工业民主所导致的概念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马克思本人对工人的控制只有含糊的同情。虽然马克思提倡工业合作社，并严厉批判了资本主义管理的专横特征，但是对于经济权威的实施他不主张过早发生变化。然而，马克思在一段话中讽刺性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管理“不具有资产阶级在其他方面所认同的分权制度，特别是不具他们所特别喜爱的代议制度”(Marx，1906:I,463-464)。
这些犹豫反映在恩格斯不祥地命名为《论权威》(OnAuthoritγ)的文章中。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赞成在社会主义下保持分开管理的必要性。也许因为文章题目的关系，这篇文章经常被解释成是权威主义的，但事实上，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某种工场的民主。一方面，恩格斯认为生产问题可以“由领导各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或者如果有可能，用多数人表决的办法来解决”(Engels，1959:483)。另一方面，恩格斯提到需要“一个能解决所有附属问题的占主导的意志，不管代表这个意志的是个别代表，还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Engels,1959:484)。从这些评论的条件形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工场的民主在实际的限制内是可以获得的，但不是作为一个原则来使用。
既然已经发现劳动分工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一种在工厂中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而自发出现的报抗工作的反权威主义的战略？这样的理论将赋予由最初的“标和精神”所激发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的“组织活动”的观念以具体的内容。这将澄清资本主义控制的任性的主体和社会主义协作的贫困的主体之间的区别。
如果他们提出这样的战略，他们就会期望在工业社会中周期性地发生以1905年俄国革命中工人委员会(“苏维埃”)的形成为开端的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很短时间内，当工人被动员起来，在整个俄国、中欧和意大利北部夺取权力时，这些委员会领导了伴随着占领工厂和某些情况下在工人控制下部分恢复生产的普遍的罢工。尽管有些理论家试图表明这些活动对于超越了手工艺阶段的工业主义是特例，但是相似的斗争在不久前的 1968年法国五月事件中已经发生（Feenberg和Freedman,2001)。
第二章技术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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