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种马克思主义形式的批判的替代形式认为，工业社会不能仅仅通过资本所有权的形式变化来实现民主化，因为技术遗产唯独与等级控制相适应。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劳动分工这些非民主的方面也必须被转化。因此，过渡时期的政策不能被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传统区分所引导，因为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技术要像国家、法律以及其他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制度一样被重新构造。这种重新构造不是由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和政治的选择所决定的。这种理论形式的支持者必须舍弃马克思对建立在长期应用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技术基础上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个阶段的划分。
令人惊讶的是，激进理论并不需要等到丹尼尔·贝尔来批判马克思对所有制和剥削的专一关注。贝尔对马克思的抨击早在此之前就由马克思本人预见到了。然而当贝尔的理论提出来以后，他将马克思主义错误地当作是一种经济再分配的决定论理论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种错误认识根植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这种理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落实。
正像此前指出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将激进的技术变化推到了非常遥远的社会主义的“更高级阶段”，马克思谈得很少的过渡时期的政治策略大部分是从他自己对工业主义的批判的含义中提炼出来的。工人一旦掌管了国家，他们将引入工业的公有制和计划生产，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种过渡的观点暗示了一种类似于贝尔归因于马克思的对技术所持有的立场，会主义运动的非激进化要由这种立场负有部分责任。
马克思怎么会在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没有考虑到他自己对技术的批判呢？在面对工人抵抗来自上层控制的体系的不合理要求时，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继续这种错误呢？我们知道，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劳动过程两种理论。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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