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批判了作为一种经济合理化障碍的私有制，后者相应批判了作为一种统治的社会技术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权力的这两个“环节”的共存是由于所有制和“占有”或控制聚合在同一个人身上。
艾蒂安·巴里巴尔①认为，马克思很难区分他理论中的这两个方面，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制和控制都包含了工人与生产方式的“分离”。这两种类型的“分离”的关系在字面意义上是不清楚的(Balibar,1965:Ⅱ,210;Poulantzas,1968：I,20-24)。从逻辑上讲，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要求在这两种意义上将工人和生产方式重新统一起来。但是，在像《资本论》这些著作中并没有说哪一种是根本的，然而马克思的纲领性的和历史方面的著作却通常强调所有制体系和支撑它的国家的作用。正是后面这些著作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直到现在依然如此，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再与工业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社会在内)中的一种最基本的权力形式有关了。
尽管马克思意识到了管理与所有制的分离这样一些导致社会组织的现代官僚政治形式的趋势，但是他相信他能够通过拌击私有财产权来抨击来自上层的控制，因为这种私有财产权是实施这种控制的合法条件。但是工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将所有制的合法形式与权威的有效体系分裂得远比马克思预想的要彻底。历史已经表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劳动的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上是不可能的，而这种计划也不能取代工人的控制。
今天，马克思的组织社会学已经遮蔽了马克思经济方面的论点，这种组织社会学远比马克思想象的要更有适用性，它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而且也适用于一般的官僚政治的管理。本章后面的部分将考察这种奇怪的转向对社会主义过渡理论所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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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1章技术与过渡
① 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 1942— )法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读〈资本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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