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部分一样，两重性的理论只要能与这些教条脱离，在今天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这种理论的目标不是辩护的，而是战略的。它的目标是将在资本主义下发展起来的制度、设备和技术的发展导向新的形式。这样一来，这种理论对文明变化的任何激进规划都具有普遍的兴趣。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技术的设计批判和他的劳动过程理论中得出马克思方法的粗略观点。但是，正像我在本章的剩余部分将要表明的一样，马克思没有能够将这些概念上的进展应用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去。
从社会革命到政治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本质上是一种有意识的规划。要转化两重性的遗产，必须被一种有意志的代理人所掌握。但是什么样的代理人有能力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我们保证，工人阶级是这样代理人，但是这个回答仍然引起了更多的问题。阶级意志是怎么形成和应用的？它的代理人能够在基于操作自主性和上层控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所限定的形式中表达这种意志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阶级的自主组织如何与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的异化协作区别开？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社会主义应该包含其他什么形式的代理和组织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主要教训是斯大林主义的负面教训。然而在一些著作和历史经验中有许多正面的替代形式的线索。对这些线索的反思指出了一种搞清楚变化的两重性过程的方式。
在早期对法国革命的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试图区分社会主义的主体和资本主义的主体。在1844年《“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的批判注释》(Critical Notes onThe King of Prussia andSocial Reform')一文中，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前者代表了来自上层的控制，后者代表了来自下层的控制。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在自由协作中解决所有的权力关系，这正好与“雅各宾派”①的唯意志论相反。“政治的原则是意志。政治思想越片面并因而越绝对，它就越相信意志的万能，而它对意志的自然的和精神的限制也就越盲目，因此就越不能发现社会问题的根源”(Marx，1967:350)。这种根源就是将个人集结到由他们自己无意中创造出来的压迫性权力之下的资本主义的异化的社会活动。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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