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需求。[4]
将社会革命作为是对来自上层的异化的政治组织的消解的观点影响了马克思后期的经济著作，激发了他的劳动过程理论(Mandel,1967:172)。这种理论暗示了一种生产的新主体，这种新主体不是建立在来自上层控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装配生产者”的自愿的自主组织的基础上。通过抑止私有权并最终通过克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异化将被克服。
令人吃惊的是，《法兰西内战》(The Civil War in France)这部马克思关于革命的最成熟的著作不是建立在经济著作的这些含意的基础上，而是揭示了一种奇特的替换形式。我们已经看到，在马克思早期讨论革命时，“社会”活动取代了政治，但是马克思也不知道这种活动存在于何处。到了1871年，马克思为“社会”活动理论建立的基础是消除生产体系的异化。但是他对巴黎公社的讨论只是在形式上受到他对经济异化的批判的影响。当他重新考虑社会革命的问题时，他断定这是一种对某种国家异化的消除。
《法兰西内战》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生产，而是概括了对经济中观念和实施之间的分裂的抨击，以便采用国家中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政策和操作的相应区分：“巴黎公社不是一个议会团体，而是一个工作的团体，同时又是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Max，1969:291)。清楚的责任分配、决策的公开性和政府对选民的完全服从限制了代表们的操作自主性。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得出结论，认为在过渡期间国家仍然存在，但是国家只是作为社会运动的政治领导。
这一讨论表明，马克思的观点与前苏联实行的一党制国家不相容。但是马克思的过渡理论对于经济实践意味着什么呢？巴黎当时还不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巴黎革命也只是持续了几个月。在经济领域中，巴黎公社所能做的也只是废除晚上工作这类的虐待。马克思的结论好像是说，社会主义的“组织活动”是激进的民主政治，但是对于在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中，什么形式的经济和劳动组织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常规依然悬而未决。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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