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工具论者会说，准备好的快餐提供了一顿营养餐，这与社会因素没有关系。说到底，吃饭只是为了吸收卡路里，而对这一生物过程来说，所有消费食物时的仪式只是次要的。这种说法没有看到技术的文化含意。在采用一种严格的功能观点时，我们已经认定吃饭是一种有技巧的操作(technical operation)，它可以或有效或无效地完成，而这本身是一种可从价值观上进行评价的选择。
这个例子在诸多事例中很有代表性。在这些例子中，从传统到现代性的转变被一种内含在现代性之中和与传统相背离的效率标准判定为是一种进步。技术的实体理论试图让我们意识到这种构想的武断，或者说让我们意识到技术的文化特性。问题不是机器已经“接管”了一切，而是在选择使用机器时，我们承担了许多没有意识到的义务。技术不是简单的手段，而是已经变成了一种环境和生活方式。这是技术的“实质性的”(substan-tive)影响(Borgmann,1984:204ff)。
实体理论看起来似乎与把技术作为一种中性工具总和的工具论观点相差很远。然而，我将在下一节中表明，这两种理论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将它们与第三种理论、即技术批判理论区别开来。
技术的限制和无限制
尽管技术的工具理论和实体理论有很多不同，但这两种理论都对技术采取“接受它或放弃它”的态度。一方面，假如技术仅仅是工具，与价值没有关系，那么技术的设计就不是政治要讨论的问题，需要讨论的仅仅是技术应用的范围和效率；另一方面，假如技术是一种统治文化的手段，那么我们注定或者将技术朝着敌托邦①的方向推进，或者退回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中。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改变技术：在所有理论中，技术是一种天命。以技术形式出现的理性超出了人类的干预或修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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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各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