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技术改革的建议只是寻求为技术划定界线而不是去转化它。例如，我们被告知，通过回归到没有汽车、垃圾捣碎机和核能源的更自然的生活方式中，我们能够降低对自然的损害；用高技术的医学方法处理分娩和死亡被指责为“过于”渗透到本应顺其自然的领域中；生殖技术一直受到来自宗教方面的攻击；基因工程最终是生物灾难。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批评者都敦促我们放弃特定的技术，要求我们接受保持传统或自然方式的代价。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导致了对现代技术问题的道德和政治的解决方案。
道德的界限
当政治保守主义者寻求重新复兴像传统基础上的家庭这样的制度时，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关注精神价值。例如，埃吕尔和海德格尔指责我们的伦理、政治和人类生存退化为仅仅是获得财富和权力的工具，他们呼唤恢复神圣性的东西。进步主义者担心民主制度被技术所颠覆。尤根·哈贝马斯②认为，民主社会的公共生活由公民参与理性的辩论而预设了一种义务。在我们通过把公共领域的功能转交给专家们而使公共领域技术化(technicize)的情况下，我们破坏了民主的真谛：“反思的补偿力量不能被技术的可利用的知识的扩展来取代”(Habermas,1970:61)。
技术批判理论
意思。
② 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交往行为理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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