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这一立场上，有一个福柯和马尔库塞都没有直接面对的难题：在放弃了人性和自然本能的幼稚观念之后，尽管他们令人信服地分析了这一体系的缺陷，但两人都没有说明从何处着手来抵抗体系。他们的理论没有反抗得以出现的空间；他们没有为理解被统治者有可能抵抗统治的实施提供结构基础。因此他们没有办法阻止体系所趋向的完成状态，马尔库塞称这样完成状态为“单向度”。
福柯过度自负的权力理论在这种僵局中终结了。他认为，主体通过屈从于社会权力的现代形式而得以作为个体而出现。按照福柯的术语，屈从就是“主体化”：“个体……不是权力的对立面;我相信个体是权力的主要后果之一”(Foucault，1980:98)。但是如果主体不是在镇压之前就存在，而是由镇压所造成的，那么“权力”这个词就将失去任何意义，因为这将使权力与反对权力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
德勤兹①通过提出下述问题而试图将福柯从这个难题中解救出来：“来自外部的力量不就是福柯的思想在其中达到顶点的生活的一定观念、一定程度上的生机论②吗？”(Deleuze，1986:92-93)[5]我们只能希望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当提及在个性的文化代码形成(encoding)之前构成的一个抵抗的没有定形的主体时，这只是为反抗提供了一种前理性(prerational)的基础：混乱或疯癫是对政治反抗所做的一个隐喻。[6]
福柯一度相信，一种挥之不去的辩证成见解释了我们倾向于拒绝这种自发的抵抗(Foucault,1980:143-144)。根据推测，如果社会没有形成一个“总体”，对社会的反抗也不需要被总体化，因此就不需要持有一种对整体的理性把握。福柯希望通过放弃行为超越体系的辩证要求来限定局部斗争的排他主义(particu-la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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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哲学中的表现主义》、《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等。
②生机论(Vitalism)认为，生命的过程来自于或包含有一种非物质的生命原则，不能完全解释为物理和化学现象。
第三章技术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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