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新方向对于过分关注国家的法国左派来说无疑是一种解放。但是福柯深深陷入了反对法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观念的争论中，因此他的自发性的战略忽视了他自己理论中的重要方面。福柯的这方面理论不仅分析了自发的局部反抗所不可避免地要反对的微观技术，而且认识到了由霸权所完成的战略协调的层面，这些霸权将抵抗的基本形式工具化和一体化了。这些霸权构造了像公司和国家这样的“元权力”(metapower)，这些“元权力”动员可利用的微观技术来构造一个统治的合理性体系。对此福柯写道：“有人必须更精确地引导一种上升的(as-cending)权力分析，就是说从权力的细微的机制开始，这些机制都各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技巧(technique)和策略，经过这种分析就会明白这些权力机制是如何和继续被更普遍的机制和全球统治的形式所授权、开拓、利用、消散、转化、代替和扩展的”(Foucault, 1980:99)。
很明显，抵抗如果想要反对资本主义霸权的结构性运作，必须不仅在微观技术的层次上进行，而且还要在元权力的层次上进行。这很明显不是对独立的生活力量提出的任务，因此我们有重提联盟、政党等方面的必要性。
马尔库塞直接面对问题。他承认，不管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抵抗形式，抵抗的大部分形式都能被体系所同化，这就导致抵抗不仅没有威胁体系，而是有助于增强体系的活力。资本主义不再是仅仅为真正的贫穷许诺虚幻的补偿，而是为有效地合并到体系中的工人阶级“提供物品”。权威主义的管理所形成的格局是一种适应它需要的技术和消费品的随时供应，这些都不能被打破。反抗的基本来源已经干涸，因此马尔库塞在边缘群体中为自己的批判寻求有效性，而他在原则上承认这种方法是有缺陷的。理论通过取消了超越性行为的观点而推翻了自身，这似乎又重新恢复了海德格尔或埃吕尔的宿命论。[7]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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