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尔库塞很同情新的社会运动，他却不是一个主张自发行为的人。革命要求的不是终结文化和个性，而是重新拥有它们。革命不在权力之外，而是在权力范围内实现的一种转化。福柯自己对此已经有所认识，他写道：“革命有许多不同的方式，粗略地说，就像对权力关系的可能的颠覆性的重新编制代码的方式一样多”(Foucault，1980:122-123)。在这些术语中，如果“生活”确实是对霸权自身所反对的力量的恰当表述，那么“生活”就不是前个人的，而是代表了阐明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的一种个体的替代形式，而这些社会活动没有一种是抵抗社会统治的。福柯后期的著作强调“自我克制”，这看来支持这种解释，并在精神上接近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Foucault,1988)。
非理性主义
马尔库塞对合理性的批判是在与技术的实体理论的危险接触中阐述的。马尔库塞通过扩大意识形态的批判，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接近了实体主义。在传统上，这种批判拒绝承认艺术或法律等上层建筑的理性的普遍性，但是马尔库塞也将这一点用到了技术上。例如，当他谈到科学是“政治的”或技术是“意识形态的”时，他强调“这样的技术不能从它的实施应用中分离出来”(Marcuse,1964:xvi)。在以这种方式表明他的观点时，他可能被认为是说，科学和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仅仅是统治阶级利益的表达。要是这样的话，激进的反抗将包括乌托邦的要求，这种要求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被简单地废弃。这并不是马尔库塞的意思。尽管马尔库塞尖锐地批判了“技术合理性”，但是他仍然保持老年马克思对技术遗产的解放潜能的信奉：
如果技术规划的完成包括与占主导的技术合理性的决裂，那么这种决裂反过来依赖于技术基础本身的继续存在。因为正是这一基础使需求的满足和苦工的减低成为可能——它仍然是人类解放的所有形式的基础。质变更是在于这一基础的重新构造——这就是说，在于它带有不同目的的发展中……作为技术目的的新的目的，将在规划和机器的构造中生效，而不仅仅是在它的应用中生效。(Mar-cuse, 1964:231-232)
第三章技术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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