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悖论之外还有一种方法，而福柯是通过将权力和统治区分开来使用这种方法的。权力是一种生活力量，这种生活力量以尼采的风格在现实中开启了远景，而统治是制度上的闭合，一种未成熟的总体化。在这种解释中，有一种根植于被压制的潜能和被统治者的自我理解中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同于与统治相关联的知识形式。因此，福柯在一些段落中提到了一种“被镇压的知识的反叛”，他自己的批判性著作就是促成这种反叛(Foucault,1980:81)。他的“谱系学的方法”试图恢复被统治者的“区域性的、不连续的、丧失资格的和不合法的知识”，以反对“以一些真正知识和构成科学及其对象的武断的观念来过滤、排列和处理上述知识的一元体理论”(Foucault,1980:83)。
尽管福柯的方法不同于马尔库塞的方法，但是他的批判却类似于马尔库塞的批判。可以肯定福柯不是绝对主义者，但是在为他的批判主张提供理由时，他的批判在内部是一致的。但是因为福柯不断对权力和统治做出不确定的解释，因此我们不能肯定福柯在什么程度上打算将关于知识的主张相对地还原到社会的立场中。像马尔库塞一样，福柯的华丽战略将重点放在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谴责上，但也同时模糊了本质的问题。
马尔库塞和福柯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功能和技术功能聚合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一种社会行为的系统理论，这种理论似平比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更适合于当代社会。但正是他们的进展使他们陷入了难以逾越的困境中。他们关干知识偏见的理论威胁到了整体的合理性；他们关于社会秩序的论述似乎排除了抵抗。有没有一种既能保持这两位思家的深刻洞见、又同时能避免他们的思想缺陷的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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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技术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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