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权力符号”，它们与物质的原子和化学层次，生物的生物层次的表达和内容相互作用[…]机器和指示符号学能够“看到”这些层次，“听到”它们，“闻到”它们，记录它们，排序它们，并转录它们。这是人类的感官和语言所无法做到的。(87-88)
在由数字资本主义实例化的新的存在和思想形式中，主体不再被插入为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理性的反思主体。对于拉扎拉托来说，“我们已经超越了”“认知资本主义”(100)及其对数字客体和数字主体的二元语言和表征结构的特权。相反，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从“工作”到“过程”、从“从属”到“奴役”的转变(119)。
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数字化转型应该处于什么水平，大卫·哈维是第四种观点的代表。他将当代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灵活积累的制度(哈维1989年)，一种新帝国主义(哈维2003年)和一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哈维2005年)，这些都是基于剥夺和金融化的积累过程。这些构成了潜在的实际危机，因为真正的积累与虚拟资本的积累是不同的。在哈维看来，在资本主义的整体转型中，数字技术起着中介作用。它们是压缩时空的工具。“我使用压缩’这个词，因为一个强有力的例子可以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一直以生活节奏的加快为特征，同时克服了空间障碍，以至于世界有时似乎向我们内部崩溃”(哈维1989,240)。对哈维来说，资本主义的这些变化条件要求并呼唤数字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化和电子通信已经强调了金融流动的即时国际协调的重要性”(哈维1989,161)。“空间的生产考察了土地使用、运输和通信、领土组织等新系统(实际的或想象的)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新的表现模式(如信息技术、计算机化制图或设计)是如何产生的”(哈维1989,222)。
哈维在其最新著作《马克思、资本与经济理性的疯狂》(2017)中阐述了数字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作用。“最初被设想为协作生产开放获取公地的解放制度，已经转变为资本自由喂养的超剥削制度。大资本(如亚马逊和b谷歌)肆无忌惮地掠夺由自我熟练的劳动力生产的免费商品，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这延续到所谓的文化产业”(哈维2017,96)。“有趣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具活力的发展领域，如b谷歌、Facebook和其他数字劳动力领域.都在增长。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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