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一直是社会起义和抵抗的媒介(Gerbaudo 2012)，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数字激进主义的“煽动浪潮”一直在升级(Karatzogianni2015)。菲什威克认为，劳动过程中的关键主观联系对抵抗至关重要，其中
[C]生产过程内部和周围的争论对于作为政治主体的工人阶级的形成至关重要。它不仅创造了共享经验的客观条件，还允许对这些经验进行集体的主观解释，这种解释延伸到工作场所之外，并允许作为一个阶级表达连贯和突出的政治利益(2015,215)。
罗斯指出，对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期望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温暖版本”(2008,36)。很容易看出这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因为社会绩效的价值完全被简化为管理指标。
伦敦的《资本的自愿奴隶》借鉴了斯宾诺莎和马克思的著作，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鉴于资本的弊端，为什么人们继续为资本服务，而没有克服它?情感及其行动的力量可以由积极和消极两种因素触发(这一点在关于情感的文献中经常被忽视)。一根“最后的稻草”可以触发群众，当制度权力，在斯宾诺赞意义上的“pouvoir”，不能再包含人们的“悲伤”，我们的相互情感和入伍的conatus将驱使我们反抗。伦敦赞同斯宾诺莎的“愤慨”观点，即政治影响在这里发挥作用。欢乐、欲望和激情(如我所说，还有看不见的劳动)在经典意义上被资本占有。伦敦问，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是否可以用来再生产抵抗的主体性，在那里“集体的人类生活再生产自己”，他说，“使个人从属于制度关系的激情有时也可以，重新配置自己以对抗这些相同的关系”(伦敦，2014,138-139)。
专注的压力和一次性被人类生产力的量化、机器般的形象所培养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所强化，并被永久的负债进一步强化，导致一种永久的不足感(Gill1995)。跟踪和监测技术似乎提供了关于人类能力的客观数据，但这种说法忽略了它们的社会背景。它们只衡量用户，制造了一种错觉，即不稳定的工人一一由这些技术所属的情感和社会领域构建——与人类——人类身体能力的定义点——是相同的，而我们应该从这个点开始一—一个限制政治和社会可能性的“人性”的外部限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衡量情感、感觉和身体反应，但用新技术在颗粒级上划分和分配工作涉及到对严格意义上的情感的捕捉一一这是人类行为的社会和心理结构基础
E(a)ffective Precarity, Control and -Resistance in the Digitalised Workplace1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