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灾难性影响需要新的思维和治理方式，这种方式超越了现代主义的线性因果假设，并有可能应对意想不到的冲击和看不见的威胁。
随着“结果”变得比“原因”更重要，“解决方案思维”变得不那么有用。它甚至有可能成为响应性的障碍，因为“解决问题”倾向于肯定当前的实践和方法，而不是强调对紧急效果保持警惕的必要性。4“解决方案”的承诺似乎否认了我们纠缠在一起的责任和承诺，而对效果的更大敏感性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它们。最初，将“解决问题”方法问题化的主要理论家可能是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他认为，在他所谓的“第二次现代性”(贝克，1992)中，意外影响的风险不能再被划分、划分或排除在外。贝克认为，政策制定的意外反馈效应是全球化和互联互通的必然结果，这表明自由主义现代性的界限一一国家与社会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一一正日益模糊。意外和冲击事件不能再被视为常态之外的例外，不能再被量化和投保。5
贝克所阐述的对互联性和反馈效应的激进意识最初被认为是纯粹消极的，作为一个需要解决的因素，并可能通过“预防原则”进行管理来最小化。6因此，对可能导致无意影响的纠缠的认识开始将偶然性的关注整合到治理的实践中。贝克的预防原则仍然有现代主义的遗产，它假设一个潜在的知道和控制的主体能够管理意想不到的影响，但随着现代性的假设开始消退，全球化的话语演变成人类世的话语，这个主体越来越不得不更加谦虚和谨慎地行动，测试和实验，而不是假设因果模式。不幸的是，贝克专注于通过预测或想象人类行为的后果的方式来调节效果，这在逻辑上似乎是不可能预见的。例如，即使科学家在应用新程序或新举措之前就其安全性达成共识，实验室中的科学实验也无法再现与真实的、分化的和复杂的生命相同的条件。这种脆弱性导致布鲁诺拉图(BrunoLatour)等批评者令人信服地认为，一旦纳入，影响无法通过预防措施来预防或最小化，而是必须“全程”跟进(拉图2011,27;下面将更详细地讨论拉图尔的论文)。
在他生命的最后，贝克顺应时代改变了他的方法，指出对效果的欣赏能够促进治理，而不仅仅是限制治理(贝克2015,79)。文化与自然的纠缠也产生了积极的反馈效应，这表明需要充分理解全球气候变化等风险的新人为制造。由此，对灾难性影响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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