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排斥则无法认识一个多元、活泼、互动的世界。这是后认识论，因为知识再也不能从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互动的具体语境中提取出来。在这个框架下，知识要“客观”——要真实——就必须是多元的、流动的和具体的(拉图尔2013,49)。这与唐娜哈拉威对“情境认识论”的理解非常相似，它拒绝现代主义提取知识的动力，即通过放大，概括和普遍化的方法，将知识从真实的紧急过程中转化为抽象，并将知识与复数分开，意义语境的变化和重叠(哈拉威1988)。在这种重新思考知识的方式中，现代主义者在主观与客观、定性与定量之间的分歧被消解了(见文图里尼和拉图，2010)。
拉图尔的本体是扁平的，其中速度、大小和规模是相互作用的瞬间和偶然的产物，无法构建和塑造路径依赖。正如拉图重复的那样，在一个不可知的偶然事件的世界里，“是什么固执地要求它应得的”(拉图2013,126)。这种对因果理解的“经验”置换也可以从贝克后来的作品中得到暗示。贝克设想，实时经验主义的发展既可以避免批判性内在方法的危险一一这种方法倾向于再现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怀疑主义一一也可以避免先验因果框架的傲慢知识主张。因此，世界可以通过关注效果作为治理的起点，在其复杂的出现中得到治理：
从这个角度看，气候变化风险远不止是二氧化碳测量和污染产生的问题。它甚至不仅仅是人类自我认知危机的信号。更重要的是，全球气候风险创造了在世界上存在、观察、倾听和行动的新方式一一高度冲突和矛盾，开放式，没有任何可预见的结果。因此，21世纪的指南针出现了。这个指南针不同于后现代的“一切皆有可能”，也不同于虚假的普遍主义。这是批判理论的一种新变体，它本身不设定规范视界，而是从经验分析中获取规范视界。因此，它是对自我批判的世界风险社会的规范视界的经验分析。(贝克2015,83)
在感知的数字治理模式中，注重实证分析以促进实时响应，使应急效应能够在没有外部主体“设定规范视界”的情况下，话语化地框架治理。这个新的“规范视界”现在将由世界本身设定，并通过开发对世界的出现敏感和响应的新机制和技术来访问。数字治理框架的后认识论含义似乎是人们对大数据方法着迷的基础，因为它是一种产生越来越敏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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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