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大数据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
计算被嵌入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产生的危机之中。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使危机和灾难的发生更有可能。比如，算法交易就加剧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再加上支撑金融衍生品的虚拟资本的一般逻辑，使得金融市场更加不可预测。用户生成的假新闻和虚假的网络关注，是一种使用社交媒体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半自动网络政治的形式。在大数据的世界里，分辨哪些行为是由人类发起的，哪些是由机器人和算法发起的，变得越来越困难。算法政治与右翼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结合，增加了政治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没有多少人认为唐纳德·特朗普会成为美国总统，但民意调查的预测模型失败了:正是这种结合让特朗普赢得了选举(富克斯，2018)。
大数据并没有将我们推向辩证的现代性，而是倾向于深化机械决定论、还原论和二元论的逻辑，以及阿尔弗雷德·索恩-雷塞尔(1978)认为的阶级社会特征，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大数据已经嵌入了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Morozov,2013)所说的技术解决方案主义。数字解决主义基于“拯救一切”的逻辑，点击这里。它假设数字技术使社会完全可控、可操纵和可治理，因此为全球问题、经济和政治危机、恐怖主义、犯罪等提供了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主义的逻辑并不新鲜。这是一种被霍克海默(2004)称为工具理性、马尔库塞(1941b)称为技术理性的资本主义逻辑。“9·11”恐怖袭击后，数字解决方案主义愈演愈烈、加速发展。由于无法应对政治复杂性，各国政府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主义意识形态，即大规模数据和在线监控可以预测、预防和控制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决定论的逻辑因此得到进一步延伸和强化。监视社会结合了监视意识形态、监视国家和监视资本主义(Trottier and富克斯,2015)。大数据的兴起为数字解决方案主义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推进了大数据解决方案主义，即大数据集可以控制、解决和克服经济和政治危机。大数据资本主义并没有克服，反而加深了二元论、决定论和线性的逻辑。它是工具理性的强化，创造了统治和剥削的新品质。例如，“大数据的技术和意识形态再次出现，承诺对过去犯罪的数据进行更大、更深入的分析，结合复杂的算法，可以预测和预防未来的犯罪。”这是一种被称为“预测性警务”的做法，尽管它只有几年的历史，但很多人都在吹捧它
48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