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纳断言说控制论已经解决了牛顿时间和伯格森时间的对立，这种说法有道理，也值得被更深入地思考。然而当控制论试图通过模仿来追求有机体和机器的等同性时，它可能依然走在错误的路上，因为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功能和操作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批判性地评估对有机和无机的关系的判断，二者的关系不能像在谢林那里一样，只被当作两股潜力，而应当被放入一个解释学循环来考察。从有机主义到器官学的转变表明，必须把有机形式从知识理论提升为生命理论，即另一种递归性。它不是一种朝着有许多反馈循环的全体系统演进的递归，而是把机械递归重新引回地面的递归，这正是生命本身。一般器官学一词是乔治·康吉莱姆在1947年提出的，比维纳《控制论》的发表早一年。康吉莱姆认为亨利·柏格森1907年的《创造进化论》是器官学项目的先驱。这门学科不能简单从赛博格(cyborg)或者通过“计算机控制的生物反馈系统”实现的人类增强的角度来理解。①以这种方式解读康吉莱姆和柏格森，依然同维纳的控制论机器和某种超人类主义太过相似，没有认识到康吉莱姆和柏格森的任务在于让生命优先，使它成为机械化的基础。假如不能批判地重新思考机械化，它便倾向于把人和生命分开。在维纳那里我们很难找到一种生命哲学，尽管在贝特森和二阶控制论中有可能找到，但它尚未是一种器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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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