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在《康吉莱姆与人的生命》(Canguilhem et la viehumaine)一书中，纪尧姆·勒布朗(Guillaume le Blanc)指出可以在“从柏格森，经过雅克·拉菲特(Jacques Laffite)和康吉莱姆，到西蒙东”的轨迹中找到一条器官学思想的轨迹，这“与文化生物哲学事件，以及构建生物人类学的尝试相呼应”。②我们的兴趣在于考察器官学如何在与有机主义的密切关联中发展起来，它从康德的第三批判出发，在器官学中将递归性和偶然性问题阐述为创造性演化与规范性。在开始这段旅程之前，首先必须重新讨论我们在第一章中阐述的谢林的有机形式，由此开始把工业革命初期发展起来的自然哲学问题化。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技术与自然不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术语，因为对自然的理解已经揭示出一种技术形式，这意味着自然不再是清白的第一自然，而是控制论的自然。因此，我们要强调生物有机主义与机械有机主义的模糊关联。必须根据语义的变化以及科学发现、技术创新所产生的新认识论条件，来重新评估自然与技术的关系。比如，谢林时代处于核心地位的力的概念，被控制论中的信息概念取代，信息概念后来又经由薛定谔的工作被应用到生物学中。信息既非能量也非物质，它需要一个新的本体论位置，重构其他范畴之间的关系和知识的基础，正如贝特森和西蒙东把信息和递归结合在一起的尝试。这种做法反对古典形而上学中把积极的形式与惰性物质分开的倾向古典形而上学的形质说赋予理智一个任务，要么给存在施加形式，要么从它之中提取形式作为它的本质。事实上，我们关于造砖的直观例子(模具赋予黏土以同一性，就像形式赋予惰性物质同一性)已经是一个技术例子了，这意味着它没能考虑到在赋予形式或抽象出形式之前的事情。与其[149]把形式当作积极力量或捍卫物质的能动性，我们将借助器官学的思维，器官学不仅是一种与机械逻辑相对的有机主义思维，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综合的逻辑形式。
第三章 被组织的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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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伊恩·哈金(Ian Hacking)，《康吉莱姆在赛博格中间》(Canguilhem among the Cyborgs)，见《经济与社会》(Economyand Society),27,第2—3期，1998年，第203页。
②纪尧姆·勒布朗，《康吉莱姆与人的生命》，巴黎：PUF，2002/2010年，第203页，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