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有机主义和器官学，可以部分被看作是把这第二自然整合进身体与文化的有机性的努力。奇怪的是，这也包括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它试图把浪漫主义与工业主义结合起来，以构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②西蒙东提出了另一种[187]重新考察技术对象，来克服文化与技术的对象的对立的方法。他本人从未用过器官学一词，但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提到过的，纪尧姆·勒布朗已经指出，器官学是康吉莱姆和西蒙东的共同主题。我们也必须提醒自己，西蒙东受到控制论尤其是反馈概念的影响很大，他也受到督导他的补充论文《技术对象的存在模式》的康吉莱姆的影响。因此，递归性是西蒙东对技术对象的探讨的核心。我们将看到他的某种隐含的器官学，是如何在贝尔纳·斯蒂格勒的作品中得到进一步拓展与补充的。在西蒙东和斯蒂格勒之间，我们也能找到处理偶然性的两种不同方式。西蒙东的偶然性问题仍然接近自然哲学，在自然哲学中，偶然的相遇是或许能引发进一步个体化的信息源。而对斯蒂格勒来说，偶然性问题更接近艺术的创造性。正如我们所料，他们两人的差异是由于在西蒙东的个体化理论中，自然依然是个重要因素，而对斯蒂格勒来说，自然这个词已经被赋予了过多的含义；通过放弃自然这个词，斯帝格勒抛弃了纯粹的第一自然而看重第二自然，后者是一种技术化的自然，一种在它之中什么都不自然的自然。①
第四章，组织性的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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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吉尔伯特·西蒙东，《艺术与技术》(Art et Technique)，见《论技术》，第317页。
②比如约瑟夫·戈培尔(JosephGoebbels)在《德意志技术》(Deut-scheTechnik，1939年2月17日柏林汽车展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写道：“我们生活在技术的时代。这个世纪节奏的加快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没有任何活动能够逃脱它的强大影响。这无疑会产生一种危险，即现代技术可能会让人类失去灵魂。国家社会主义从不拒绝或反抗技术。它的主要任务之一毋宁说是有意识地肯定它，在内部用灵魂填充它、规范它、取代它以造福我们的人民和他们的文化水平。过去，国家社会主义的公开声明常常谈到我们这个世纪钢铁般的浪漫主义。如今这个说法已经完整实现了它的含义。我们生活在一个既浪漫又如钢铁般的时代……国家社会主义懂得如何使用没有灵魂的技术框架，并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节奏和激情来填充它。”引自唐·伊德(DonIhde)，《海德格尔的技术：后现象学视角》(Heidegger's Technologies：Post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s),纽约: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0 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