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东与时间问题的关系太受限于他对柏格森思想的深入探究了，以至于无法摆脱谴责时间的几何化的生机论形而上学，时间的几何化也是空间化，它恰恰内在于每次第三持存中；同时也没能摆脱柏格森主义对胡塞尔指出的第一、第二持存的重要区别的忽视。①
[203]因此斯蒂格勒认为，尽管西蒙东试图在信息概念的启发下重新思考个体化，却没有看到信息需要物质支撑，而物质支撑正是技术对象。这种批评可能有些太急切和严格了，但它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反思自第三章以来讨论的内容。我们试图表明，对西蒙东来说，存在着一个外化和内化的递归过程，对他来说技术对象承载着所谓的“超个体关系”，这是信息的来源—尽管西蒙东确实没有像斯蒂格勒那样，按照同样的重要程度处理时间性问题。斯蒂格勒对西蒙东(以及柏格森)的批评指向了器官学的另一个维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创造进化论》中柏格森把理智和物质、直观和生命对立起来，想把物质从几何学拆解为运动。另一方面，斯蒂格勒的器官学却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完全地)依赖于几何化，因为它允许时间的空间化，而这种图式化对创造性演化来说必不可少。斯蒂格勒也像安德烈·勒鲁瓦-古汉那样——他表明应该从记忆的外化和器官的解放这两个平行的维度来理解人化—把外化理解为时间的空间化：比如写作把言语离散化和空间化为符号。工具、语言、仪式、写作等，都是外化的形式，它们把人类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人类的记忆和工具一样，是外化的产物，它存储在族群(ethnic group)中。因此它区别于动物的记忆，我们对动物记忆所知甚少，只知道它存储在物种(species)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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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贝尔纳·斯蒂格勒，《个体化的剧场：西蒙东与海德格尔的相移和解决》(The Theater of Individuation: Phase-shift and Resolution in Si-mondon and Heidegger),见 Parrhesia 7,2009 年，第 46—4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