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这段个人传记并非不重要，因为斯蒂格勒正是通过意外的问题，开启了一条思考和行动的新途径—也就是说，通过对目的的悬搁来生成(to become by suspending the end)。对斯蒂格勒来说，监狱是个意外，莱恩哈特失去手指也是如此，但这些意外或创伤是造成他们的个别性的原因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准原因—因为并不是每个囚犯都能成为哲学家，也不是每个音乐家在失去手指后都能成为更好的音乐家(金格·莱恩哈特和保罗·维特根斯坦[Paul Wittgenstein]是例外)。这些意外通常被认为是致命的悲剧，但这些原因有可能超越常规性(比如失去了几根手指的吉他手可能不得不转去从事需要较少手指技巧的音乐职业)，并成为一个新关联环境的条件。通过对终极性的悬搁，人也就悬搁了起源与命运的关联，这一关联是亚里士多德对本质定义的核心，根据他的说法，起源已经包含了它的结果。正是通过这种拒绝亚里士多德目的因的尝试，斯蒂格勒把准因果概念引入了人化和个体化：
我们可以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主张说，结果已经包含在起源中了。在这个意义上，对一个存在的起源构成进行彻底的分析，也能告诉我们有关它的结果的事情，因为毕竟，起源和结果共同构成了这个存在的本质——使它在时间中同一。以这种方式使用理性，我们就错过了时间和生成的问题(此外，时间也不等同于生成)。与亚里士多德和全部形而上学相反——与海德格尔称作“本体神学”(onto-theology)的东西相反——我认为在起源和结果之间存在一个偶然的过程；我们不能只讨论本质过程，因为有些事件扰乱了那种认为结果已经包含在起源中的形而上学幻象。哲学应当学会思考这种偶然性(以及它的系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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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