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斯蒂格勒不仅试图打破亚里士多德的起源和结果的本质关联，他甚至表明，对起源问题的断言是不合法的。事实上，人们只能讨论缺乏起源的必然性，一种必需的欠缺。或者换句话说，技术是偶然的，同时它也是[207]起源。如果起源是偶然的，那么它就不能再被当作本质来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偶然的成了必要的，因为偶然规定了人。人们应当分析技术性的历史，而不是声称存在一种人的原初本质。
让我们再回到偶然性的问题上来，谈谈斯蒂格勒“偶然的哲学化”这一主题的含义。在本章一开始，我们指出西蒙东的偶然性概念接近自然哲学，而斯蒂格勒的偶然性概念更接近艺术实践。对斯蒂格勒来说，艺术家的任务在于调节个体化过程，以构建一贯性的规划也就是说使意外成为必然，去预料意外之物，正如这一章开篇引用的赫拉克利特的说法。为了处理如今感知性(sensibility)的问题或者斯蒂格勒所说的“感性的灾难”(the catastrophe of the sensible)——我们必须把握时代的偶然性，它作为事件(Ereignis)的灾难性生成，并使这种乍看之下无望发生的意外性成为必然；也就是说，不仅把它看作事实或要遵循的命运，而是看作心理和集体个体化的必要条件。
第四章 组织性的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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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蒂格勒，《意外的哲学化》(Philosophising by Accident)，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