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人还没有意识到他对统一性的追求，与构建作为一元系统的技术之间的关系。他还不知道，也没有看到，这个系统是作为系统存在的。①
埃吕尔选择了系统理论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而非卢曼作为他批判的对象，他认为莫兰1973年的书《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Le paradigme perdu:Lanature humaine)②是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书之一，因为莫兰“伪造了一种事实上的技术总体化”。③这不一定意味着莫兰赞扬技术系统的总体化，而是说当他试图解释历史过程时，他(有意地或无意地)展现了这种总体化的机制。一个总体化的系统有自己的生长规律和发展节奏，埃吕尔称其为“自我论证”(self-argumentation)。正如埃吕尔强调的，这不是说人类不能干预系统，而是说人“陷入了一种环境和过程，这境况使他所有的活动，哪怕是那些显然没有有意的方向的，都有助于技术的发展，不管他是否想到了这一点，也不管他是否愿意”。④技术系统已经成为一个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德日进意义上的理智圈，⑤或地理学家彼得·哈夫(PeterHaff)意义上[22]的技术界(techno-sphere)。①回过头来看，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关于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一个时代，而应理解为容忍偶然性的能力的说法是正确的，②如今这被称为复原力(resilience)。考虑到利奥塔用以描绘后现代社会的“系统论”等概念，这一论断就显得更贴切。
26
递归与偶然
①雅克·埃吕尔，《技术系统》，伦敦：Continuum,1980年，第200页。
②埃德加·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巴黎：Éditions duSeuil,1973年。
③ 埃吕尔，《技术系统》，第201页。
④同上，第209页。
⑤ 埃吕尔讨论埃德加·莫兰时同时也提到了德日进；见上书，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