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卢曼假设，在后工业社会中，律法的规范性被步骤的可执行性取代了。“语境控制”（context con-trol)———换句话说，就是以构成语境的同伴或同伴们(无论他们是“自然”还是人)的损失为代价的执行的改善—可以被看作一种合法性。一种事实性的(de fac-to)合法性。②
这种对事实取代法理的批判，体现在知识生产的转变中，知识(从狭义的角度说，就是真理)不再是由权威生产的，而是被事实诱发的。在发表于2008年的一篇题为“理论的终结：数据泛滥使科学方法过时”(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MethodObsolete)的文章中，①《连线》杂志编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已经提出，大数据时代不再需要理论，因为算法和大数据将能自己生成理论模型，因而宣告了理论的终结。十多年以后，随着深度学习的扩展，这种倾向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大数据在自然和社会科学中应用得越来越多。这恰恰引出了如今的知识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知识可以简化为可计算性和事实，它便只是一种很有限的构思。正如利奥塔说过的：“一般意义上的知识[savoir]不能被简化为科学，甚至不能简化为学习[connaissance]。学习是一组排除了一切其他陈述的陈述，它指示或描述对象，可以被宣布为真或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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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走向后现代》(Towards the Postmod-ern),罗伯特·哈维(Robert Harvey)和马特·罗伯茨(Mart Roberts)译，纽约州阿姆赫斯特：Humanity Books,1999年，第 98页;阿什利·伍德沃德(AshleyWoodward)也引用了这句话，见《利奥塔与非人的状况：对虚无主义、信息和艺术的反思》(Lyotard and the Inhuman Condition：Re-flections on Nihilism，Information and Art)，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5页。
②利奥塔，《后现代状况》，第4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