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理性主义者，都没有看到未知或不可知的那个点，尽管他们可以通过为其赋予意义来将不可知之物理性化也就是说，给非人的存在赋予意义，以免落入21世纪虚无主义。①我们并不是迫使不理性(irrational)或未知成为基础，毁掉由此发展起来的所有话语，相反，非理性(nonrational)是理性的限度。②回顾地看，理性主义的目的在于构建一个理性体系，正如莱布尼茨所实现的那样。但存在从来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课题。相反，理性主义和象征主义一样，只是思维的其中一种方式(organons)。理性主义拼命地试图在杀死上帝之后保留一种一神论，原本的上帝改名为系统。演化论生物学家和生态现代主义者把人类世看作一个庞大的系统，认为解决生态变异问题的方法是调整这个系统，但是，预设一个统一的系统并没有真的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武器，只是让我们适应这个[34]系统。该如何解决适应的被动性和自由的能动性之间的张力？人类自由是善恶二者的可能性。正如谢林试图展示的那样，当形象取代背景(格式塔心理学中的那种形象一背景)、自我意志取代普遍意志时，恶就出现了。在自我意志中寻求解决肯定了对背景的歪曲，是普遍意志的永久丧失。批评系统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恐惧绝对(the Absolute)。相反，正是绝对赋予了我们相对化的力量，也是通过相对化我们才能肯定绝对。
导论迷幻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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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此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的本体论仍然值得重新解释，他正确地指出，旧本体论的两种趋势一种是把存在和理性等价，另一种是拒绝客观性体系并把存在作为未知的“物自身”接受下来忽略了中间的可能性，即可理解的部分和非理性的部分的共存。见尼古拉·哈特曼，《本体论的新途径》，莱因哈德·库恩(ReinhardC.Kuhn)译，芝加哥：Henry Regnery,1953年。
②海德格尔在谈论谢林有关人类自由的论述时，在这一点上非常谨慎。一方面，使存在得以显露自身的基础恰恰是“非理性的”(Nicht-Na-tionale)，但人们应该避免“把这一基础丢进所谓不理性[Irrationalen]的原始泥沼[Ur-sumpf]”。见海德格尔，《谢林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第107页。海德格尔区分了非理性的和不理性的；非理性不同于不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