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与控制论相呼应，它们是在同一时代独立发展起来的，与其他学派构建起同一种范式：包括维纳的反馈理论、罗斯·艾什比(W. Ross Ashby)的自组织理论和冯·诺伊曼的自动机理论等。事实上，正如沃丁顿在与作家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通信中评论的那样，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最终将成为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通用语言”。②在第二章中，我们将试着解释沃丁顿的评论与这里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尽管贝塔朗菲[76]本人可能会反对。③德国理念论学者认为谢林是控制论的生命概念的先驱的观点，或许太有挑衅性了，但忽视我们在这里试图构建的历史发展和同构性，也绝不是好办法。因此，如果目前向作为生态学的自然哲学的回归，没能理解生态学已经是个控制论概念，这种回归倾向就很值得怀疑；也就是说，从自然哲学到系统论的概念转变，也体现了生态学的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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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 洛伦兹·奥肯，《自然哲学课本》(Lehrbuch der Naturphilosophie)，苏黎世：Friedrich Schulthess,1843年，第3页；施耐德也引用了这 段话，见《浪漫主义与自然哲学》(Romanticism and Naturphilosophie)，第 209 页:“Die Naturphilosophie ist nur Wissenschaft, wenn sie mathematisieren ist, d. h. der Mathematik werden kann.
②彼得森，《生命有机体》，第218页。
③ 贝塔朗菲想把自己的理论和控制论区分开，因为控制论是他的一般系统论的一个特例。他同时也批评技术系统为极权主义，他说，“人类社会是建立在个体成就的基础上的，如果个体只是社会机器中的齿轮，它就会消亡。我相信，组织理论能给出的最终准则是：不是给某个教派的独裁者提供手册，让他能科学地应用铁律以更有效地征服人类，而是提出一个警告:利维坦式的组织不可能在吞没个体的同时，不把自己推向必然的灭亡。”见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第82页；然而，人们很难论证一般系统论为何不能应用于建立有机技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