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守这些公约的系统将立即被地球上的每个人所理解”(148)。
克鲁格的工作不仅仅是想要抵制技术主义者的趋势，他的信念告诉他，我们把技术带到人类存在的最好方式——引导我们正在进行的技术发生，因为它经历了迄今为止最加速的阶段一一是通过我们进化获得的化身来引导它们。这解释了他一生致力于人文主义模式的原因，在这种模式中，人类的互动(包括与自我、与他人、与机器的互动)压倒了任何技术人员工具化的概念。克鲁格的环境实际上发挥着作用，遵循霍华德·莱茵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的特征，作为“发现人类如何与技术环境和谐相处的实验室”，技术环境的影响是(而且一直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艺术(和科学)计划的好处有两方面:一方面，人类的化身有助于“自然化”世界(以及潜在的身体)的技术修改;另一方面，这些修饰为解耦或去疆域化提供了重要的来源，通过这种途径，身体与世界的习惯性交往受到干扰，并(潜在地)得到扩展。面对我们当今世界不断扩大的技术范围，化身(Embodiment)进行了调整和自我重组。
在一系列以突破性的视频投影系统Videoplace为高潮的作品中，克鲁格试图实现他的信念，即“界面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人性上，而不是在短暂的计算机上”(克鲁格，“AnEasyEntry，”147)。这一信念使他构建了一种环境，这种环境避开了计算机代码所产生的逻辑，而支持根植于社会习俗的紧急逻辑。在克鲁格的作品中，计算机本身从来都不是目的，它始终是探索和扩展人类与世界和其他人类互动的工具。“在最终的界面中，”他强调，“输入应该来自我们的声音和身体，输出应该针对我们所有的感官。由于我们也将通过计算机与他人互动，因此最终的界面也应该通过它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与他人建立联系来判断”(147)。
这种原则性地强调人类化身作为计算机和世界之间的中介，代表了我们技术发生历史上的一些新事物:作为(现在)高度技术化的主要途径
Bodies in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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