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视野是梅洛-庞蒂具身现象学的核心。而盲人手杖仅仅扩展了身体图式的空间范围(以及它产生的运动意向性)，痕迹从根本上重新部署了身体图式—一也就是说，具身行为的时代性一一目的是在身体运动的原始数据之外创造一个世界。
因此，《痕迹》揭示了身体图式揭示世界的力量，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本体”身体的整个本体论记录，以及其通过本体感觉和多式联运的特权操作立场和方向，是一种暂时的力量，或者更好。一种只能在特定的时空边界内行使的权力。因为时间的界限必然是由人工技术设定的—一由那些支持当今时间世界的存在的技术，包括意识的时间——《痕迹》表明，身体图式的揭露力量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力量，它根本无法与具体的技术支持分离或独立思考，最终，它只能通过最初使其成为可能的技术而出现。
显然，这种身体图式的技术(重新)部署的一般条件要求对技术进行更激进的思考，而不是我们在梅洛-庞蒂在《现象学》中对假肢的看法。也许抓住这里利害关系的最好方法是简单地回到身体意象和身体图式之间的关系(和差异)。肖恩·加拉格尔再一次证明了他是一位富有洞察力的向导，因为他成功地解释了假肢是如何将无意识的身体图式与任何有意识的、有意的(或理智的)身体形象分离开来的。
当身体确实出现在意识中时，它往往表现得与周围环境明显不同。身体形象的界限往往是相对明确的。相比之下，身体图式可以在功能上与其环境相结合，甚至达到了经常将某些物体融入其歌剧的程度——木匠手中的锤子，妇女帽子上的羽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对身体边界的感知可能结束于他的指尖，即使一个特定的图式投射到他正在使用的锤子上。(Gal - lagher and Cole, 372)
有趣的是，这种自我表征之间的感知差异(身体意象)和动作空间化(身体图式)在像《佩妮的痕迹》这样的虚拟环境中再也无法进行。原因不仅仅是假肢功能如此基本，以至于它对视觉或具象的身体形象以及运动的身体图式都有影响，而是它们之间的区别—一以及与之相关的具象的作用—一已经完全被抹去了。换句话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无论一个人对自己身体本身有什么经验，都不会以(表征性)图像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身体运动数据的代表功能出现，这些数据(可以说是“自然地”)代表一个人的身体的方式。
Bodies in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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