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帝国》一书中，您指认正在生成一种“没有政府的统治”(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并且这种统治被指认为匿名的生命权力。可是福柯所指认的匿名权力是在强调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从原先的外部强制转为内在的自我惩罚的规训和牧领式的治理，而奈格里和哈特此处的匿名性权力则是在网络信息环境之下真实发生的资本帝国的无形和匿名的远程控制。在质性上，二者是存在差异的。
- 在生命政治概念的使用上，您的观点是：“我们整个生活都被资本笼罩，资本的价值创造来自整个社会的劳动，因此所有的社会和生活的关系都被纳入到生产关系之中”，这似乎是一个覆盖生命整体的描述，而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的本质异质于规训权力的地方，恰恰表现为非控制的内在牧领性。其实，在对规训权力的讨论中，福柯已经发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已经开始不再表现为直接的压迫，不再是被具象主体拥有的外部强制，甚至成为了人们自觉追逐的他性镜像。对生命政治权力的描述，福柯可能会这样精细地区分：与传统专制权力中那种面向死亡的消极而悲惨的生存情境不同，也与机器般运转的规训构序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权力支配方式中的确发生了某种重要的深层改变，即生命权力不再直接面对死亡（甚至很多国家直接取消死刑）和肉体塑形，而转而关注让人“怎样”(comment）活着。用资产阶级的话语来说，就是摆脱专制的黑暗生活，在启蒙的阳光下民主、自由和博爱地活着。您将福柯的否定和批判的语境反转为一种激进的革命状态？这是否具有合法性？
5.在《帝国》一书中，您批评后现代理论在资本主义的后工业进程中并没有真正“充分认识到当今世界中的批判对象”，一句话，它们激进，但可惜“它们认错了敌人”。在您看来，后现代所鼓吹的差异化、反基础和多元化首先是资本的帝国统治的客观状态。“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有着最良好的意愿，可他们的差异性政治不仅没有效果，而且更有可能同帝国统治沦为同路，成为其功能和实践的支持者。”我完全同意奈格里和哈特对后现代理论的上述批判，可是我的疑问是，这个所谓后现代思潮中的差异政治学的最大代表人物，就是德勒兹，可此人又被奈格里和哈特尊为方法论的前提，这算不算一个故意为之的逻辑“放水”？可是我发现，您在1988年的一篇讨论艺术的文章中表示过肯定后现代思潮，您对后现代思潮的认识存在一个转变吗？
照亮世界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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