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
20岁，高中辍学，远离校园，踏入社会；
26岁，因警察执法不公，愤而抢劫银行，随后入狱；
27—31岁，在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和米雷看守所服刑，与世隔绝的他开始大量接触现象学、黑格尔主义，与法国著名现象学家热拉尔·吉拉内开始通信学习；
35岁之后，完成博士学位，进入哲学学院任教，在法国蓬皮杜文化中心工作，牵头创立“精神技术工业政治国际联合会”(ArsIndustri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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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长串跌宕起伏、柳暗花明的人生履历，都只属于一个人的传奇——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得意门生，62岁的法国著名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2015年3月，他带着半生的哲学信仰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访问南京大学，与张一兵、周宪就数字一网络时代的技术控制、新型技术意识形态批判、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主题侃侃而谈。
海德格尔忽视了技术的建构作用
张一兵（以下简称“张”）：在《技术与时间》这套书中，你用大量篇幅对海德格尔的思想进行引用和讨论。按照我的理解，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理解应该是基于本有论而非存在论。那么，基于你对海德格尔的研究和理解，你是否意识到海德格尔在1936年之后，在其秘密文献中对存在论进行了全部否定的本有论？存在论和本有论两者之间是否有断裂性或是关联性？
斯蒂格勒(以下简称“斯”)：首先，我感到非常震惊也很遗憾，因为事实上我还不知道海德格尔的这些秘密文献。实际上我并没有对海德格尔进行全面完整的研究，也不熟悉海德格尔的所有文献，包括这些秘密文献。从我个人的方法论研究上来说，我并没有试图要掌握某个哲学家的所有文献以便谈论他，我只是试图理解他的哲学立场和思想，并且永远保持距离和批判性。
如何在失却未来的技术时代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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