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我认为，这是一个从根本上涉及物质性、社会关系与技术之间关系的问题。我想通过一个例子来表述我的观点，那就是语言和物质技术之间的关系。
对我来说，无形无质的语言就是一种技术，语言在客观现实的活动中是具有强大的建构和塑形力量的，所以它当然是物质性的。语言所具有的这种特殊的物质性质，当下通过新型科学已经得到了更快更强的扩散，显示出思维如何发挥物质性的功能、又如何在新型科学中被我们追踪到。换言之，语言和技术已经融为一体，构成当下最新的意识形态实践，那就是以人为器官的技术客体为载体，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新的意识和意识形态。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分析和理解当下的意识形态的构成形式。关于这一点，我最初在思考技术的源头的时候，确实受到了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影响。
张：在最新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怀疑和失信》等作品中，你都提及了马克思和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出重新回应马克思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面临的困境，同时关注那些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未能预料到的当代资本主义问题。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影响了你的作品，你又是如何从技术现象学的角度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呢?
斯：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探讨了我后来命名的“普遍器官学”的问题，它最先在哲学作品中打开了人类器官学这一维度。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不同意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解读。因为阿尔都塞完全压抑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条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线索，甚至评价说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对此，我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我坚信正是从这些线索中生发出了后期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
如何在失却未来的技术时代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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