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19世纪的马克思并没有反思过人类记忆背后的支撑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经很清楚地描述过蜜蜂和建筑师之间的隐喻关系，他认为最平凡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因为他在筑房前就已经在头脑中把它设计出来了，也就是他在思维中已经先行地具有了“思想”。这其实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开始的讨论是相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开篇便讨论了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认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被后者决定。在这里，马克思还是认为“思想”根本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所以可以说，到了后期，马克思把“思想主义”或“理性主义”再次引人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之中。这正涉及我想要讨论的关键问题——意识是如何被技术体系建构和生产，又是如何客观地、物质性地影响我们的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也即意识形态的实践问题。
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未深入分析。在他的时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马克思只是凭借当时的科学研究和自己的研究直觉做出了合理的判断。现在，我们比马克思了解得更多。胡塞尔就提醒我们，必须将不同形式的“书写”纳入现实的问题域内加以讨论；20世纪以来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关于物质性和技术性的全新讨论，也创造了进行全新解释的可能性。
我现在所做的是重新定义和理解马克思早已提出的“人工器官”意识形态实践、普遍的无产阶级化等重要问题。要在普遍意识形态基础上建构普遍器官学，探讨如何将技术个人、政治个人和集体个人结合起来，探讨技术体系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交互关系并为其建起有力关联。我试图揭示，政治经济学的斗争，是和技术有极大的关联性的。
照亮世界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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